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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真实目的是肢解中国,金融洋跃进是自寻死路

微海南 2018-11-08 06:18:01

余云辉,男,经济学博士,现任中材国际独立董事、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某高校会计系执教5年,1991年至1994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证券行业,拥有15年的证券从业经历,曾担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项目经理、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基金部副总经理、交易总部总经理兼战略合作与并购部总经理、德邦证券常务副总裁、总裁等职务。现为中材国际独立董事、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


 余云辉:美对华贸易战的真实目的是夺取对华金融控制权美国主动发起对华贸易战不是贸易领域的孤立事件。如果没有从美国对华战略的全局角度观察,而仅仅把本次贸易战理解为美国对华贸易的孤立事件,那么中国将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极有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一、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美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是不同的。如果没有准确把握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那么,中国就难以规划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也无法认清并守住处理中美关系的政治底线、经济底线和金融底线。

建国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美建交之前的对抗阶段,中美关系属于“对抗关系”;第二阶段是中美建交到苏联解体之间的合作阶段,中美关系属于“合作关系”;第三阶段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攻守阶段,中美关系属于“攻守关系”,其中美国始终是进攻方,中国始终是防守方。这是当前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

在中美关系的攻守阶段,美国的策略是“可以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而中国的策略基本上是“韬光养晦,隐忍退让”。美国步步为营的拱卒策略,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将中国的军,达到推翻共产党政权、分裂中国社会、肢解中国版图、消灭竞争对手、维持世界霸权的目的。这是二战以来美国长期奉行的国家战略。美国的国家战略不会因为政党更迭和总统换届而发生变化。看不清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无法处理好中美关系的,更无法打赢中美贸易战。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发起了全面的对华攻势。美国的政治攻势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突破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美国的军事攻势主要表现于美军入侵中国南海领海、制造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状态、计划将航母战斗群停靠台湾港口等;美国的经济攻势表现在持续对华封锁高新技术出口、封锁中国资本对美国金融和科技领域的投资、发起中美贸易战等。中美之间的“攻守关系”在经济金融领域则具体表现为中美之间不对等、不对称的开放关系之上。中国开放得只剩下内衣裤,而美国仍然穿着坚实的铠甲。

如果就本次贸易战本身而言,很容易让人产生美国人是向中国来“要钱”的(即贸易顺差);但是,如果从二战以来美国国家长远战略角度来看,从中美关系的攻守态势上来看,从近期美国对华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立体攻势角度来看,美国绝不是简单的要中国的钱,而是要中国的命。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者们能否及时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决定着未来中国能否避免成为第二个被肢解的前苏联。

二、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中国站在十字路口

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面临着两种选择。

1、选择之一:

第一种选择是继续维持中美之间现有的“攻守关系”,即美国继续主动进攻,中国继续被动防守退让。在经济金融领域,从拱手让出贸易主导权到拱手让出产业主导权和技术主导权,最终拱手让出货币主导权、汇率主导权和金融组织体系控制权。

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金融机构控制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股市、期市、债市、大宗商品等定价权)是国家经济统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属于国家经济领域的顶层权力。

美国政府拒绝任何境外资本和机构机构染指美国经济的顶层权力。3月21日中国央行发布公告欢迎和鼓励外资投资第三方支付机构,允许外资通过支付机构掌握中国企业和个人的金融数据和行为信息。与此相反,美国政府则以国家安全为由断然拒绝蚂蚁金服收购美国小型支付公司——速汇金公司,不允许境外资本染指美国的金融服务机构,哪怕是小小的支付机构。美国始终牢牢控制着美国经济金融的制高点,拒敌于千里之外,而中国则把各类潜在金融杀手吸引到“金融紫禁城”之内。市场经济有周期性波动,有繁荣也会有危机。中国经济也不例外。但是,不能只想到白天的风和日丽,不考虑夜晚的月黑风高、强盗打劫和杀手夺命。美国的金融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值得中国认真学习。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支付信息数据:2017年10月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份额是1.46%,而美元是61%。即使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也无法改变美元的霸主地位。但是,只要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只要美国拥有了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话语权、拥有了金融机构的控股权,那么,美国借助现行美元的优势,就可以主导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以及人民币的流动方向,就可以主导国内资本市场的涨跌,就可以制造经济虚假繁荣然后制造金融危机,就可以主导中国的产业兴衰和财富分配,就可以围剿国有企业和国内民营资本,就可以把中国改造为无法独立于美元体系的经济金融殖民地。因此,美国真正最想占领的地方不是南海岛礁和台湾,而是代表中国经济金融统治权的的金融高地!

美国打贸易战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美元作为世界性通货,通过发行美元就可以进口商品并形成逆差,这恰恰是金融超级大国的追求。中国不能被美国设计的话语所迷惑。美国打贸易战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的金融制高点。只要中国按照美国的要求(以兑现WTO承诺的名义,其实WTO条款体现的就是美国意志),允许美元自由进出、允许美元控股中国各类金融机构、允许资本项目自由进出、允许人民币汇率按照美国国会的要求持续升值,那么,美国一定会立马停止贸易战。

在中美贸易战的谈判桌上坐着两批人,他们不在相同的战略层次上:中国要的是美国的钱,而美国要的是中国的命。如果拿中国金融控制权与美国交换眼前的商品贸易利益的时候,这等于出卖了中国政党和国家的未来。

金融从来就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金融从来就是社会财富最直接的分配者。根据上海银监局的统计,2017年12月末上海外资银行资产余额1.56万亿人民币,预计至少从实体经济领域分配拿走300亿以上的国民收入。

更主要的是,金融机构不仅是财富的分配者,而且是实体经济的主宰者。金融机构掌握着实体经济的运行信息,控制着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向和业务兴衰。外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把所控制的人民币资金资源主要服务于外资企业而拒绝服务于本土企业。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常见。

如果继续维持中美之间的攻守关系,继续维持美国得寸进尺、中国不断退让的态势,那么,在美国持续的立体化攻势之下,中国必然会丧失经济金融的制高点,最终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危机。

2、选择之二: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应该把目前的“中美攻守关系”转变为之前的“中美合作关系”,甚至做好不惜重回“中美对抗关系”的准备。中国高层决策者必须鼓起不惧中美对抗的勇气,做好中美长期对抗的布局,拿出“丢下幻想,准备战斗”的态度,才有可能重新达成中美合作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以平等的大国合作关系替代现有不对等、不平等的大国攻守关系。这是现阶段中国必须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这是因为:在美国持续的立体攻势之下,中美之间的“攻守关系”会导致中国退无可退,最终亡党亡国,但是,如果中美关系能够恢复到当年的“合作关系”哪怕是重回“对抗关系”,中国的政党组织、国家形态和经济体系还是可以存在和发展的,不会亡党亡国。中国不追求中美对抗,但也不要惧怕中美对抗。这一点,中国至少应该比朝鲜更加自信、更具底气。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应该把处理中美关系的任务、目标和底线定位为:扭转攻守关系(任务)、重回合作关系(目标)、不惧对抗关系(底线)。这也是处理中美贸易战的基本出发点。

讲政治不仅要讲国内政治,还要讲国际政治。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中国经济决策者必须懂得国际政治,必须认识到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控制并肢解中国;必须认识到现阶段美国对华的政治攻势、军事攻势和贸易攻势不过是“球场上的打配合”,其真实目的是夺取对华的金融控制权,即通过控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钱袋子”,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大战略。美国利用其自身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组合已经成功肢解了前苏联,美国同样具备充分的综合实力肢解其它大国。中国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如果在中美贸易战谈判中,美国提出全面进入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支付等金融机构,提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提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自由化,那么就可以断定,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不是来“要钱”,而是来“索命”。如果看清了对手的底牌,本次贸易战应该换一个思路应对。中国应该借力使力,利用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导到商品贸易领域,避免未来在货币金融领域的更大规模的对抗与冲突。

三、基于大战略之上的应对策略

面对美国的立体攻势,中国需要立体化的应对措施:

第一、支持俄罗斯、朝鲜和中东地区国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斗争,让欧洲和中东始终成为美国的焦点。

第二、避免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被美国人激怒,同时避免在这两个问题上被特朗普利用。美国胆敢轰炸南海岛礁,中国就马上解放台湾。“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旦美国认识到这一点,台湾和南海则暂时皆无战事。不能因为美国和特朗普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捣乱而出让经济和金融的根本利益,不能拿党的命门和国家的七寸去交换一时的太平。台湾和南海仅仅是中国的安全屏障,而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却是国家安全和政党安全的本身。

第三、利用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契机,把战火引向金融的外围,而不能引向金融的核心。

国家经济具有三道防线:外围是商品贸易、中间是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产业、核心是货币与金融。其中,各类金融机构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工具和调控工具,也是防御外国金融攻击的作战平台。美国政府为什么严防死守本国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机构的控制权而千方百计施加压力要获取中国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机构的控制权?秘密就在于此。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钢铁、铝材等低附加值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可以对美国出口的高附加值商品比如苹果手机、波音飞机、转基因大豆等征收高额关税。

第四、在贸易战中,中国不仅要阻止美国商品流入,而且要阻止美国资本流入。换句话说,中国不仅要阻止美国商品,而且要阻止美元资本,即限制美国美元资本在华投资,停止美国资本参股任何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机构。中国本土不缺钱,缺的是投资机会。

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获取他国的经济成果,通过出口符号化的美元来进口各类商品,这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既然美国要打贸易战来消除贸易逆差,那么中国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拒绝进口美元。拒绝美元,必然打击美元,动摇美元的地位,而美元才是美国经济的要害所在。打贸易战一定要瞄准对手的痛点和七寸,不可不痛不痒。

第五、在经济金融领域,中美之间必须坚持对等开放、对等投资的原则:如果允许美国资本在中国收购和控股高科技企业,那么,中国资本也应该被允许在美国收购和控股高科技企业;如果美国资本可以在中国参股和控股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那么中国资本也应该被允许在美国按照同等比例参股和控股同等数量的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和牌照数量必须对等开放。这是中美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

中国对WTO的承诺必须基于对等开放的前提、必须基于西方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否则完全可以视其为不平等条约。

第六、坚守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底线,坚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资本项目管制和货币兑换管制,就没有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经济和产业就会受控于美国政府和美元资本,就会导致中国一切经济金融应急措施的效能大打折扣。

同时,中国必须牢牢掌控人民币汇率的主导权。人民币汇率政策必须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而不是服务于中美关系,不是服务于华尔街的金融利益。没有独立自主的汇率政策,就无法执行独立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

四、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中国是大国,而不是类似于日本、新加坡一样的小国。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如果美国不需要中国的商品,那么,中国更不需要美国的纸币(注意:美元不是“美金”,而是纸币)。那些不能用于服务美国百姓的中国商品,可以用于服务中国百姓,可以用于服务国内广大农村人口。

经济学不是玄学,没有那么复杂,不能被进出口金额、外汇储备数量、GDP等概念绕晕而丢失了经济的本质。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如果把那些为2亿多美国人服务的产能转向为7亿多中国农民服务,那么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把那些用于交换美元纸币的商品和劳动力转向用于美化中国农村、美化中国环境、生产健康有机食品,那么中国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以“为人民服务”取代“为资本增值服务”、以“人的全面发展”取代“资本的全面渗透”,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制定经济金融政策的正确方向,也可以从容不迫地找到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正确方略。

如果中国把上述对策透露一点给美国,美国会立刻投降:因为离开中国商品,美国人没法生活,美元也将成为废纸。应该告诉特朗普总统:是中国人的汗水和资源在支撑着美元纸币的购买力。

2018年3月28日

附文:

卢荻:金融洋跃进,准备好了吗?

——迫在眉睫的金融开放

【编者按:本文原载《明报》2018年3月26日,又经作者卢荻先生做个别修改授权保马推送。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解除跨境资本流动管制,大举引入外资机构的金融“洋跃进”几成定局。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三位一体势力要求全世界都开放金融业的外资进入,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所有大资本集团的利益所在,我们也就正要这么做了,心甘情愿缴纳这笔“维稳费”。在当前“贸易战”穷凶极恶的威胁面前广开金融方便之门,严重捉襟见肘的监管屏障能否保证安全?须知,《资本论》早就说过:“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热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一次次金融海啸殷鉴不远,任由美帝狂病发作,危机的漩涡很可能迫在眉睫。】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出的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包括“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这一政策方针的较为具体内容,其实早在去年11月份已有透露,并在社会上引发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在今次人大会议上有代表提出质疑、要求修改。而同样是在会议期间,在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两位副行长易纲、潘功胜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为这个有关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政策提供依据,并进而引申到更根本的解除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达致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这反映出,中国金融“洋跃进”蓄势待发,必定是2018年经济决策的主题。

外资准入与经济模式

关于市场准入新政策,2017年11月份由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透露的内容是:

· 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 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 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这么快速和深度的金融开放,就中国本身而言可说是空前的,就国际比较看也是不常见。不难理解,在三至五年之内,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政策框架和行业结构将会彻底改观,而因为金融在整体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这又将进而对中国的经济模式带来根本性影响。或许这正是有关决策者的初衷,所谓开放倒逼改革,而且是极致的倒逼。问题是,这种改革会将中国经济模式带到什么方向?

方向很可能是经济将更趋金融化、投机化。其实,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是呈现大幅度朝向金融投机化的趋势,表现为银行贷款总额和全社会融资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急剧扩张,资产市场的波动和震荡加剧,同时生产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在全社会融资中,银行贷款是最受严格监管的,而各种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贷款之外的各种融资的更加快速扩张,正反映出监管的疏漏、缺失。

造成监管不足的直接原因,是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的难以避免的信息不对称,也就是监管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市场主体的金融创新,虽则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大都是被国家高度控制的。以现有的政策框架尚且出现严重的监管不足局面,那么,随着在政治上不受控制、在法律上受控制程度也只能更低、而金融创新能力更强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举进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金融业能否形成充分的监管,遏止经济金融投机化的趋势,前景实在不乐观。

资本账户开放是终极目标

上述监管不足情况所反映的,其实是中国金融政策框架、行业结构中防范经济金融投机化的第一道防线的破裂,这道防线指的是商业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分隔,正是这种破裂导致银行资金大量流到了金融投机领域。而将来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还势必严重冲击更有根本意义的第二道防线,即,跨境资本流动管制。

早在1990年代,解除跨境资本流动管制就成为世界范围的主导决策导向,这主要是由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同时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从而是最需要占用其他国家的储蓄)的美国所推动的,其集中标志是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使它的管辖范围从经常账户扩展至资本账户。推动这个要求的热潮,至1997年9月份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时达到顶峰。而当时恰恰是东亚货币和金融危机爆发,并演变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灾难。所以,随着东亚事态的恶化,以及随后整个发展中世界此起彼落爆发类似危机,这个要求也就搁置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向稍为审慎的立场,要求解除资本管制必须有适当的经济条件和金融政策框架。

而推动解除资本管制的主要路径,正是要求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外资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等,都是强烈要求各国这样做,尤其是要将之列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要求。这两者的关联不难理解,毕竟外资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置是为了追求最高回报,逻辑上自是要求让资金流动的最大自由,包括跨境流动。况且,美国金融机构与美元霸权是不可分的,所谓“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综合体”,实在是世界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者,这些机构的运作终究也就必须与美国占用其他国家的储蓄这个目标相一致。

金融洋跃进,谁的利益所在?

上述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在去年11月份的宣布内容,其实是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结果,而所透露的金融开放政策,其实是与再之前美国国会通过的决议要求相一致。显然,中国的金融开放是美国的利益所在,而中国之愿意接受要求,应该是隐含着缴纳“维稳费”的意味,意图换取美国的不对抗、不捣乱,换取安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金融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未必限于美国,可以观察到,还应该有中国内部的金融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毕竟它们本性上也是追求资金流动的最大自由。

犹记得,2012年曾有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名发表的报告《中国2030》,其核心政策建议,就包括了金融开放、解除资本管制,这份报告当时在中国社会甚至政府内部引发严重争议。至2015年三月份,周小川明确宣布,要在当年之内开放资本账户,这个宣布甚至令至同场开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忍不住提醒要审慎、不要走得太快。随后在六月份的一个论坛上,人民银行和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纷纷鼓吹尽快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认为这是必须建立起来的基本制度,对开放会导致系统风险和危机的判断高度怀疑、对不同意为开放设定时限的意见严厉批评。

悲剧的是,至七月份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上海股灾,中国政府几经“暴力救市”才好不容易遏制了金融危机。再然后,至八月份就出现人民币汇率暴跌,贬值压力一直持续至2017年。有理由和根据相信,这些系统风险和震荡,是与前述两道防线的漏洞以至破裂直接相关的,包括国外热钱的流入和国内资金的外逃,而总的背景是美国占用其他国家的储蓄、以及美国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数量宽松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

关于金融开放,周小川曾经倡言:“在危机期间,因为市场比较动乱,所以负面效果就会显得比较突出,在经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正面的作用就会比较大。”既然要将金融开放作为基本制度,意味着深信危机是特例,没有危机是常态。在3月9日的新闻招待会上,稍后接任人民银行行长职位的易纲,也好像很稳健地说:“在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这是颇有深信风险是可控的意味,也就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风险,而欠缺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看危机的现实性。

这些话,究竟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理解,还是立场上为了配合金融资本的利益,确实耐人寻味。

2018年3月13日

文章转自
新时代发展百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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